十九世紀中葉香港開埠後，廣東底層移民湧入謀生。這些「新香港人」居無定所，加上社會忌諱「死於家宅」，催生專營喪葬的「長生店」。這些店舖不僅販售棺木，更統籌道士、仵工等邊緣勞動力，形成獨特行業鏈。值得留意的是，當時直接接觸遺體者多被視為「下九流」，民眾寧可透過長生店中介僱用，反映階級觀念對殯葬業的深遠影響。

與此同時，東華醫院與殖民政府合作，為無親無故者提供「義葬」。雖有「落葉歸根」傳統，但據1905年《香港轅門報》記載，僅不足兩成遺體能運返原籍。隨着戰前人口稠密與衛生考量，公共殯儀空間逐漸取代居家治喪，但直至1950年代前，殯儀館仍以外籍人士與富裕華人為主場域。

從天主堂誦經到佛門超渡

在香港多元的宗教環境中，天主教與佛教的殯葬儀式各自呈現出不同的文化涵義。天主教殯葬禮儀通常強調社群參與與精神支持，透過彌撒、祝福等流程，不僅緬懷逝者，也為生者提供安慰與互助。此類儀式讓親友透過共同禱告，深化教友間的情感聯繫，突顯了集體悼念在天主教文化中的地位。

與之相對，佛教殯儀則著重因果輪迴的信念。佛教徒相信生命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，死亡是下一個生命階段的起點。因此，佛教的超渡與誦經意在助逝者獲得更好的來世，同時也提醒生者反思人生。佛教亦推崇簡樸的葬禮形式，強調放下執著與物質慾望。這種對「無常」的認知，讓人們在送別中學習珍惜當下，並以平和態度面對離別。

為什麼我們需要喪禮

殯儀並非只是簡單的遺體處理，更承載了深厚的情感、文化和社會功能。其一，殯儀能為哀傷提供正式的宣洩管道。死亡帶來的震撼往往令遺屬不知所措，而儀式化的流程（如告別式、入殮等）有助於生者漸進式地接受「永別」。其二，這些儀式還蘊含價值觀的傳遞，不同的葬禮習俗與宗教典禮，往往體現了家族紐帶、倫理關懷，以及對生命的不同詮釋。最後，殯儀亦是社會連結的象徵：人們在送別中重新凝聚，親友與社群的互動往往能安撫失去親人的孤獨感，也維繫了社會的基本秩序與關懷。

從義莊到殯儀館

戰後大批內地移民湧入香港，帶來多元的地方習俗。同時，由於中港邊境封閉，許多移民將香港視為終老之地，再加上政府對社區衛生與土地資源的規範，使得傳統的在家設靈堂逐漸式微，殯儀館成為新一代殯葬服務的主要場域。這種轉變同時體現了年輕世代對西方文化、基督信仰的部分接納，也因居住條件限制而選擇更快捷、規範化的告別方式。政府於1947及1960年間先後立法，規範殯儀館與遺體處理，將民間殯葬活動納入更嚴謹的管理機制。在此背景下，過去大張旗鼓的喪禮日漸簡化，傳統高聲哭喪、街上送殯的景象也因城市發展與衛生政策而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注重隱私、內斂與效率的儀式模式。

火葬的普及是戰後殯葬文化另一項重大改變。早期華人社會視火葬為「不合禮俗」，但在土地短缺與政策推動下，越來越多港人逐漸接受這種遺體處理方式。至八十年代末，火葬率已攀升至七成，如今更是高達九成以上。政府及各宗教機構也因應需求，興建更多骨灰龕位，以解決遺體安置的壓力。然而由於人口不斷增加，加上空間有限，骨灰龕位仍然供不應求，綠色殯葬和其他替代方式因此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。

科技與永續的生死對話

在現代生活步調加快的情況下，香港的殯葬文化面臨如何兼顧傳統與創新的難題。社會上有些人主張維持傳統禮節，以示對先人的最高敬意；也有人提倡更簡約或環保的告別方式，減少奢華的浪費。宗教因素依舊影響深遠，天主教與佛教的儀式仍為不少家庭提供精神安慰，然而也有越來越多人選擇無宗教色彩或更個人化的殯葬形式，如線上追思會、虛擬紀念館，甚至生前契約等新興服務。

另一方面，骨灰龕供應有限、土地資源短缺，加上殯葬行業商業化，仍是政府與業界需共同面對的挑戰。如何在既有法律與民情下，妥善平衡喪葬需求與土地運用，更考驗著香港這座高度都市化社會的韌性與創造力。綠色殯葬和海葬等替代方案正慢慢興起，將「死亡」與「環保」結合，也為未來的殯葬發展帶來新思路。